Home 专家文章

邵宇:问题意识与工具理性——2019诺贝尔经济学奖启示

发表于 2019-10-15    来源于:邵宇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研究有两层含义,第一,问题意识;第二,合适的方法论,而非工具至上,将我们自己变成了工具的奴隶。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014日公布,获奖者分别为: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这或许是近年来噪声最多的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质疑声中,外界看到的最专业的评论是:


凭什么诺奖颁给Duflo/Banerjee/Kremer,让我颇费思量。他们做的不过是实验或者微观计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应用而已。如果你想颁奖给实验经济学,当然要先考虑List;如果要是给应用微观经济学,那你挑的也只能是Card/Krueger/Blundell/Angrist/等人。如果奖励的是实验方法在发展中的运用,那就只能是非Townsend莫属;如果按影响力排序,Rubinstein首当其冲;如果说是因为社会影响力和理解经济发展,给Acemoglu也是有说服力的,他毕竟也应用已有方法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点和获奖者不相上下;如果说这是一个“爱谁谁”的无厘头奖,那Shleifer or Summers更合适啊!如果是最畅销书奖,那给Levitt吧;就算你真在乎谁该得奖论资排辈发,靠,那老的提名人也有一大把呐!反正,这次诺奖糟透了,总让人觉得评奖委员会在嘀咕嘿,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它重要,就照我们说的去办吧!而不是宣称这个工作在这个领域是顶尖的,是纯粹的创新,理所应当标榜为至高无上!(北师大王有贵教授翻译)


仅就经济发展理论或随机控制实验(RCT)的方法单项奖而言,或许有更合适的人选,但获奖者的贡献恰恰在于,使用了较为新颖的、区别于一般均衡和数学建模的方法,并且研究了一直很重要,当前尚未解决,甚至对有些地区的人口来说,正在变得更为严峻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生死攸关,那就是不平等和贫困。


不平等问题的加剧


在理性人思维的钳制下,经济学家们被认为是“冷血动物”。他们开出的很多经济增长的经济药方并不奏效,所以又被称为是“江湖术士”、“江湖郎中”、“砖家”。所以,经济学家们应该少发牢骚,回到问题本身。这个问题就是,效率如何兼顾公平。正是因为公平出了问题,才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等等。继《21世纪资本论》探讨了不平等的根源之后,皮凯蒂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将不平等问题应用到更广阔的语境,探讨其在经济、社会、知识、政治和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唤起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者对该问题的关注。


从图1可以看出,全世界范围内,收入差距的持续上升。至今为止,世界收入前1% 的成人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 增长总额的两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近40年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中,最贫穷的35亿人口所分得的新增蛋糕的大小,只有最富裕的700万人的一半(假设全球70亿人口)。

 

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国家,这也是普遍现象,即使是最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如图2所示,至2016年,收入前1% 成人的收入总额均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美国增长至20%。同时美国收入后50% 成人的收入份额从1980年的20%下降至2016年的13%

 

财富的不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健康的不平等,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1980年至201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20%人口的预期寿命有所增长,而最贫穷的20%人口的预期寿命下降。令人震惊的是,贫穷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从3.9岁扩大到了13.6岁。

 

所以,825号,Appelbaum在《纽约时报》专栏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所处的困境应该责备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崛起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二战结束以来25年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经济学家们逐渐开始掌权,他们告诉政策制定者,如果将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降至最低,就可以重振经济增长。他们还警告称,一个试图限制不平等的社会将付出经济增长放缓的代价。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世界需要更多的百万富翁和更多的破产者自由主义的卫士们可以为此提供有成千上百个所谓的经济学解释,如此看待这个问题,实在是有些偷懒,也确实冷血。

 

极端贫困问题的加剧

 

问一个问题:你是希望成为世界上最穷的5%的国家中最富有的那5%,还是成为最富裕的5%的国家中最穷的那5%?如果你选择的是前者,那么,恭喜你,你的平均收入只有后者的20%。或许你会辩解,说在富裕的国家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还有法治、文明等带来的好处。但是,对于死亡而言,收入往往是最优解释力的,而且不以文化、制度和研究对象为转移。

 

在最发达的5个富国,婴儿死亡率平均为0.4%,而在最不发达的5个穷国,婴儿死亡率是20%。研究还发现,在穷国,死亡率的收入弹性是6,也就是说,收入每降低1%,婴儿死亡率就要上升6%Filmer& Pritchett1997)。

 

贫穷就该死吗?当然不是,但贫穷让人失去了求生的手段。夺取婴儿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传染病:肺结核、痢疾、血吸虫病、麻风等等,而导致这些传染病高发的原因又在于恶劣的生活环境、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缺乏……

 

199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到,每年有200万儿童死于腹泻造成的脱水,还有200万儿童被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等夺去生命;300万儿童死于细菌性肺炎;1.7-4亿儿童受肠道寄生虫的折磨;由于缺乏维生素A,每年有大约50万儿童失明,和800万儿童死亡……然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预防,或者是救治的。例如,10美元就可以减轻脱水的痛苦,15美元就可以接种百日咳、白喉、麻疹、破伤风疫苗等(世界发展报告,1993),一粒维生素A胶囊仅需2美分(UNICEF1993p.12……

 

然而,救得了一个、百个、上千个、甚至是一个国家,能救得了全世界吗?救得了一代人,能救得了千秋万代吗?中国古人的智慧给了答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历史上扶贫经验的教训是,缓解贫困需要的不是物资救济、金钱援助、控制人口、低息贷款,甚至也不是简单的直接投资和扶植教育,而是需要从微观个体的激励出发,从单一案例出发,从现实世界出发,因地制宜的设计解决方案。

 

如图3所示,世界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2013年的11%降至2015年的10%,反映了持续但缓慢的进展。在此期间,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人口数量减少了6800万,至7.36亿。但是,低收入国家和受冲突和政治动荡影响的国家的贫困率仍然居高不下。从1990年到2015年的25年间,极端贫困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从近36%下降到10%。但在2013年至2015年的两年间,这一比例仅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总数一直在增加。2015年,该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到2030年,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仍将保持两位数。

 

这说明,过去的这些经济学药方,在有些地区起到了效果,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很多国家内部的贫困地区,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问题出在哪?本届诺奖的另一启示是,可能是方法论出了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上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主流的最优化和一般均衡方法因为缺乏现实解释力而备受诟病。

 

这或许是本次诺奖的另一层含义,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至少不能只靠经济学家在办公室里码代码,在黑板上解方程,而是要深入到贫民窟中去。在哪里,你或许会体会到,一代维生素的意义,可能大于一篇《美国经济评论》(AER)。所以,经济学需要更有温度。这或许是2019年诺奖的一个重要社会含义和现实关注。

 

方法论的重要性

 

班纳吉等三位获奖者所推崇的“随机控制实验”的一个思路是想将物理、化学、生物中的实验方法引入到经济学问题上。就像考察一种新的药品是否有助于治疗某种疾病一样,只需要将这种药品注入到小白鼠体内,观察病毒的活动情况,并做出推论一样。如果病毒死亡了,而且没有其他的伴生影响等等,那就有点意思了,然后再反复求证,观察、推广……只是经济学面对的问题、开出的药方、求证的方法不一样罢了,但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方法。随即控制实验方法的一个缺陷是可复制性,以及与现有的一般均衡方法的可融合性。当然,能够融合当然最好,但笔者认为,就算不能融合,也不能否定随即控制实验方法的贡献,甚至不能算是它的缺点,自上而下方法得到的药方也有可复制性问题。一桶水,从天而降,土地湿度是不一样的。主流经济学方法的有些药方更加关注效率,缺少对公平的关注,甚至还加剧了贫困,随即控制实验的方法恰好可以做到“精准扶贫”,两者相得益彰。为什么总是想要融合?融合当然好,但如果为了融合,又在模型中添加了一些约束条件,从而导致模型失真,为了解决问题,又产生了另一根问题,得失又如何评判?所以,我们何不这样理解,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解决了问题的90%,剩下的这10%,更需要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美联储前主席马丁曾对一位访客说,美联储华盛顿总部的地下室里有一小群经济学家。这群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总部大楼里,是因为他们曾经提出过很好的问题;而他们在地下室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将他这一代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视为不接地气的“数学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敦促美国人不要让经济学家掌权。

 

马丁的句话恰恰点名了经济学家的两个问题:一是问题意识,这是优点;二是自知意识,这是缺点。但是过去几十年来,优点不见了,缺点反而变得更加明显。个人的理解,对数学的形式化的过度追求和执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论,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除了理论建模之外,计量工具的应用也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为了应用这些工具,什么问题都可以拿来研究。比如金融分析师的脸部轮廓对于收益的预测性等等。从学术上讲,当然是有意义的。工具很重要。但从问题意识上来说,贡献真的不敢恭维。敢问,哪位投资人会根据这个结论去投资?作者自己会吗?

 

所以,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曾评论称,天体物理学家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因为月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人类并不像火星,人类的行为是不连续的,用数学来解释人类行为中的这种不连续性毫无意义。这也是“卢卡斯批判”的内涵。

 

一言以蔽之,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研究有两层含义,第一,问题意识,这是第一性的;第二,合适的方法论,而不是工具至上,将我们自己变成了工具的奴隶。